710 朱载坖的生命
我们岔开朱翊钧，说一说他的父亲朱载坖。
明穆宗朱载坖当皇帝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六年。
这六年内，他除了勤政之外，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没放下，那就是色！
他当上皇帝之后，开始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身体每况日下，难以支撑。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隆庆帝病危的消息。
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
有记载说：隆庆六年，朱载坖因为与妃子玩大发了，竟然休养了两个月。但刚往金銮殿上一坐，就头晕眼花手打颤，不得以便又接着卧床了。
朱载坖知道命不久矣，便把张居正等三位大臣找来，立了遗嘱：“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从此一病不起直到逝世，终年三十六岁，后被谥为庄皇帝，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我们自然肯定朱载坖的勤政，但是，也不希望他太勤政，搞坏身体，更加不应该纵欲。
我们活着，固然要有成就，但是，也不能为了成就而牺牲性命。
我在写晋朝的时候，在末尾写了关于死亡的思考，那里，我记载了一个我自己梦见死亡的故事，哪里知道，二十年后，这个故事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三月份，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工作，便在家里猛写历史，耗费精力过多，人也血压高，吃了药后，没想到心脏受不了，差点心肌梗塞，所幸被抢救了过来。
这才能再次写下这一篇文章。
我深深地感悟，假如没有生命的话，再多的成就又如何？再多的努力又如何？与生命比起来，这一切都是云烟！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我当初所写的文字：
我不知道以我十九岁的年龄去思索关于死亡的问题是否过早？但我确确在十八岁时便被死亡的问题困扰着。那时，发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心渐渐下坠，跳动越来越微弱，人愈倦，欲入梦乡，周围却众多医生，正呼声抢救。我一直以为死亡是件痛苦的事，没料到竟如此舒适，便想要任其死亡。蓦地，想起我事业未遂，心愿未了，生之福未享，便猛地惊醒。依周公解梦说梦死得生或弗洛伊德说梦乃现实愿望的堆砌物（见《梦的解释》），那我暂时还死不了，不必过多忧虑，但死亡的问题从此便如魔鬼般缠绕在我的脑子中。我这时才深深体会到曾祖母临终的几天前老是说的“我快要死了”这句话是多么的悲哀和痛苦！于是，无端的梦魇接踵而至，让我一夜夜的失眠；悲哀生命的危若朝露，使我一次次的痛苦；曾祖母的一声“我快要死了”，令我感到生命的虚无和悲剧的重量。
我生存承受力已近于破灭而经神近于疯狂，我禁不住一次次问，禁不住一次次怀疑：“人为什么要死？难道生就是为了死？既然生就是为了死，那又何必生？”这时的我，只觉的生是一个上帝赋予人的奢侈行为或头脑发热做出的决定，总之，我觉得，一个人从娃娃落地的那天起，便犯了错误，我无端觉得人出生的哭声，便是为自己的错误而啼哭。我自己思索出来的这个结论，没有给我任何的解脱和一丝的欣慰，反使我陷入对生命的悲哀和死亡的恐怖。于是，我疯狂地阅读一切关于死亡的书。我先是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找到了观点的支柱，可是，叔本华同样只指出生命的悲哀而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我便阅读起佛经来，佛陀在涅槃之际劝教徒们不必悲侬，并作偈言：一切诸众生，皆随有生死。我今亦生死，而不随于有。一切造作行，我今欲弃舍。表现了佛陀对生死的豁达。（见《涅槃经》）。陶渊明在《挽歌行》中表现得异常豁达，诗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后人谁都知道，对生死的豁达并不意味着逃脱了死亡，摆脱了生命的悲哀。这一点李白便深深的意识到，他作诗悲叹：“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见《拟古》）。他便去炼丹寻仙，可仍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行为罢了。我想，我对生死决豁达不了，于是，又阅起了《金刚经》来。《金刚经》教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其中又有一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不知道有谁能做到这些，我不知道有谁能因此而解脱，总之，佛教传入我国不久便有个王充的人抨击。佛教的超脱生死，不过是一种自我麻醉罢了！那么，基督教呢？尼采早在几个世纪前呼喊“上帝死了！”因此，我不信任何宗教，宗教都是虚伪的，都不敢直面人生！我要直面人生，直面生死！我明确地告诉自己，人是要死的！林语堂在《论难免一死》中说：“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知道自己是要死的，担忧、苦恼是庸人自扰，为此而惶惶不可终日更是没必要。若心安理得的承受这人人难免的一死，他便能在生死之间从容多了！——必须明白，我们不过是尘世的旅客，谁都没有必要永久地霸占客房！否则，他便不配来这尘世的一旅，因为，他不懂尘世一旅的规则！我更明确地告诉自己，要珍惜这难得的一旅。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然而，我不愿如此地忽略了死，死不该被忽略，还是苏轼说的好，当客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时，苏轼坦然自如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见《前赤壁赋》）。这里的苏轼生死于他不过是必然的日子，而在这日子之前，他已经活得足够了！然而，我又不想仅仅满足于生之乐，人是否该当超出生之乐去珍惜生命而决不让生命虚度呢？我想好男儿必当活得踏踏实实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而不留悔恨地安然与死神握手。这样，死于他有何可怕呢？我想，人生如琴，终有朽烂之日，但在朽烂之前，它弹出了乐章，无论是缠绵悱恻的抑或是激昂豪迈的，它都是值得来这尘世。余音传得越久，则更没白来一趟。而这琴，等死神向它招手的时候，它定然粲然一笑地接待死神。某一日，我自己的事业已遂，心愿已了，生之福已享，生命我已好好珍惜过了，而死神向我招手，我会安然与死神握手。死神见到我这样，必定会诧异说：“你怎么能这样从容？”我只笑笑说：“因为我知道，你是时候来了！”死神也笑了，拉着我的手，向一个不知名的空间昂然走去，并且永不回头。写到这里，我仰视一下人生路的尽头，对死神露出鄙夷一笑，旋即把笔一掷，赶紧地坦然地去生活了。
直到这个时候的我，才深深地直到，死亡给我们的意义是，我们都要死亡，所以，该珍惜活着！
可惜，朱载坖不懂这个道理，他三十几岁就死了！非常的可惜！
不过，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
朱载坖的一生，除了隆庆开关和俺答封贡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相比较而言，明穆宗的性格确实是正德以后历代皇帝中最谦和的。在他之前，是终日沉迷于道教的嘉靖皇帝；在他之后，是一个在偏激、厌世及对官僚政治的轻蔑中度过的万历皇帝。所以，只有明静、宽仁的隆庆帝，才让大臣们有足够的空间来施展抱负。隆庆一朝，只有六年。但是，其间人才辈出，徐阶、张居正、高拱，都是人中豪杰。在他们的主持下，隆庆一朝倒真是一个太平盛世。《明史》对穆宗的评价也不错，说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每年光吃的一项省下来就达到几万两银子。不过，穆宗是一个“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的人，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内阁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其中，徐阶与高拱的斗争从隆庆元年（1567）就已经开始。
《明史》的评价是：“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明穆宗实录》的评价是：“上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
明穆宗朱载坖当皇帝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六年。
这六年内，他除了勤政之外，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没放下，那就是色！
他当上皇帝之后，开始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身体每况日下，难以支撑。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隆庆帝病危的消息。
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
有记载说：隆庆六年，朱载坖因为与妃子玩大发了，竟然休养了两个月。但刚往金銮殿上一坐，就头晕眼花手打颤，不得以便又接着卧床了。
朱载坖知道命不久矣，便把张居正等三位大臣找来，立了遗嘱：“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从此一病不起直到逝世，终年三十六岁，后被谥为庄皇帝，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我们自然肯定朱载坖的勤政，但是，也不希望他太勤政，搞坏身体，更加不应该纵欲。
我们活着，固然要有成就，但是，也不能为了成就而牺牲性命。
我在写晋朝的时候，在末尾写了关于死亡的思考，那里，我记载了一个我自己梦见死亡的故事，哪里知道，二十年后，这个故事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三月份，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工作，便在家里猛写历史，耗费精力过多，人也血压高，吃了药后，没想到心脏受不了，差点心肌梗塞，所幸被抢救了过来。
这才能再次写下这一篇文章。
我深深地感悟，假如没有生命的话，再多的成就又如何？再多的努力又如何？与生命比起来，这一切都是云烟！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我当初所写的文字：
我不知道以我十九岁的年龄去思索关于死亡的问题是否过早？但我确确在十八岁时便被死亡的问题困扰着。那时，发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心渐渐下坠，跳动越来越微弱，人愈倦，欲入梦乡，周围却众多医生，正呼声抢救。我一直以为死亡是件痛苦的事，没料到竟如此舒适，便想要任其死亡。蓦地，想起我事业未遂，心愿未了，生之福未享，便猛地惊醒。依周公解梦说梦死得生或弗洛伊德说梦乃现实愿望的堆砌物（见《梦的解释》），那我暂时还死不了，不必过多忧虑，但死亡的问题从此便如魔鬼般缠绕在我的脑子中。我这时才深深体会到曾祖母临终的几天前老是说的“我快要死了”这句话是多么的悲哀和痛苦！于是，无端的梦魇接踵而至，让我一夜夜的失眠；悲哀生命的危若朝露，使我一次次的痛苦；曾祖母的一声“我快要死了”，令我感到生命的虚无和悲剧的重量。
我生存承受力已近于破灭而经神近于疯狂，我禁不住一次次问，禁不住一次次怀疑：“人为什么要死？难道生就是为了死？既然生就是为了死，那又何必生？”这时的我，只觉的生是一个上帝赋予人的奢侈行为或头脑发热做出的决定，总之，我觉得，一个人从娃娃落地的那天起，便犯了错误，我无端觉得人出生的哭声，便是为自己的错误而啼哭。我自己思索出来的这个结论，没有给我任何的解脱和一丝的欣慰，反使我陷入对生命的悲哀和死亡的恐怖。于是，我疯狂地阅读一切关于死亡的书。我先是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找到了观点的支柱，可是，叔本华同样只指出生命的悲哀而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我便阅读起佛经来，佛陀在涅槃之际劝教徒们不必悲侬，并作偈言：一切诸众生，皆随有生死。我今亦生死，而不随于有。一切造作行，我今欲弃舍。表现了佛陀对生死的豁达。（见《涅槃经》）。陶渊明在《挽歌行》中表现得异常豁达，诗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后人谁都知道，对生死的豁达并不意味着逃脱了死亡，摆脱了生命的悲哀。这一点李白便深深的意识到，他作诗悲叹：“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见《拟古》）。他便去炼丹寻仙，可仍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行为罢了。我想，我对生死决豁达不了，于是，又阅起了《金刚经》来。《金刚经》教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其中又有一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不知道有谁能做到这些，我不知道有谁能因此而解脱，总之，佛教传入我国不久便有个王充的人抨击。佛教的超脱生死，不过是一种自我麻醉罢了！那么，基督教呢？尼采早在几个世纪前呼喊“上帝死了！”因此，我不信任何宗教，宗教都是虚伪的，都不敢直面人生！我要直面人生，直面生死！我明确地告诉自己，人是要死的！林语堂在《论难免一死》中说：“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知道自己是要死的，担忧、苦恼是庸人自扰，为此而惶惶不可终日更是没必要。若心安理得的承受这人人难免的一死，他便能在生死之间从容多了！——必须明白，我们不过是尘世的旅客，谁都没有必要永久地霸占客房！否则，他便不配来这尘世的一旅，因为，他不懂尘世一旅的规则！我更明确地告诉自己，要珍惜这难得的一旅。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然而，我不愿如此地忽略了死，死不该被忽略，还是苏轼说的好，当客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时，苏轼坦然自如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见《前赤壁赋》）。这里的苏轼生死于他不过是必然的日子，而在这日子之前，他已经活得足够了！然而，我又不想仅仅满足于生之乐，人是否该当超出生之乐去珍惜生命而决不让生命虚度呢？我想好男儿必当活得踏踏实实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而不留悔恨地安然与死神握手。这样，死于他有何可怕呢？我想，人生如琴，终有朽烂之日，但在朽烂之前，它弹出了乐章，无论是缠绵悱恻的抑或是激昂豪迈的，它都是值得来这尘世。余音传得越久，则更没白来一趟。而这琴，等死神向它招手的时候，它定然粲然一笑地接待死神。某一日，我自己的事业已遂，心愿已了，生之福已享，生命我已好好珍惜过了，而死神向我招手，我会安然与死神握手。死神见到我这样，必定会诧异说：“你怎么能这样从容？”我只笑笑说：“因为我知道，你是时候来了！”死神也笑了，拉着我的手，向一个不知名的空间昂然走去，并且永不回头。写到这里，我仰视一下人生路的尽头，对死神露出鄙夷一笑，旋即把笔一掷，赶紧地坦然地去生活了。
直到这个时候的我，才深深地直到，死亡给我们的意义是，我们都要死亡，所以，该珍惜活着！
可惜，朱载坖不懂这个道理，他三十几岁就死了！非常的可惜！
不过，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
朱载坖的一生，除了隆庆开关和俺答封贡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相比较而言，明穆宗的性格确实是正德以后历代皇帝中最谦和的。在他之前，是终日沉迷于道教的嘉靖皇帝；在他之后，是一个在偏激、厌世及对官僚政治的轻蔑中度过的万历皇帝。所以，只有明静、宽仁的隆庆帝，才让大臣们有足够的空间来施展抱负。隆庆一朝，只有六年。但是，其间人才辈出，徐阶、张居正、高拱，都是人中豪杰。在他们的主持下，隆庆一朝倒真是一个太平盛世。《明史》对穆宗的评价也不错，说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每年光吃的一项省下来就达到几万两银子。不过，穆宗是一个“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的人，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内阁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其中，徐阶与高拱的斗争从隆庆元年（1567）就已经开始。
《明史》的评价是：“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明穆宗实录》的评价是：“上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